图为：老红军秦忠讲述长征故事。（记者 张朋 视界网 宋建春 摄） 【人物名片】
秦忠，原名秦懋书，1917年出生于黄安（今红安）。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第93师交通队队长、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、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。
建国后，秦忠历任省工业厅副厅长，省公路厅党委书记，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，省经贸委副主任等职，1993年离休。
红四方面军长征中，战士秦忠在漫天飞雪的千佛山上被敌人打中。那颗子弹，至今留在他的体内。
“强渡嘉陵江，我带队抓回两个俘虏，问出敌人的江防部署；二过草地，一位16岁的小战士临死前把最后一把青稞面塞进我嘴里；在毛尔盖，我见到了毛主席，还握了手！……”10日上午，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，99岁的秦忠老人情难自抑。
上阵亲兄弟
秦忠13岁参加革命，被编入黄安独立一师一团通信班，他的大哥秦懋保任九连一排长。1930至1932年间，兄弟俩并肩浴血疆场，在几次反“围剿”中立下赫赫战功。
1932年6月，蒋介石率50万大军，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“围剿”。
8月11日，独立一团在河口与敌军激战，九连连长、指导员先后阵亡，团长曹光南命秦忠前往一线，传令秦懋保接替连长指挥战斗。
在九连阵地上，秦忠见到大哥浑身是血，不由心里一慌，大叫：“哥，你挂彩了？”
秦懋保开着枪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不是！我命大着哩！你快下去报告团长，说我们一定能顶住。”
然而，秦懋保最终还是受了伤。七里坪战役结束后，秦忠在担架队找到了哥哥。白刃战时，秦懋保的右肩被敌人捅了一刀，冲锋时又被机枪击中了头部。看着抬着哥哥的担架远去，秦忠嚎啕大哭。
直到解放后，秦忠才在家乡红安见到了已终身残疾的哥哥。
嘉陵江边巧计擒“舌头”
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在毛泽东、周恩来的率领下向川黔边转移。为策应中央红军，1935年2月，红四方面军决定西渡嘉陵江。
初春的嘉陵江，笼罩在阴冷的雾霭中。怒吼的江水宛如野马奔腾，一泻千里。我军第一次偷渡失败后，敌人迅速调动川军各部到江边布防，从广元至阆中一线抢修工事，加强防守，并将沿江大小船只悉数烧毁，红军众部只得望江兴叹。
战事陷入僵局，如何找到敌人的防守弱点，成为当务之急。秦忠向师首长提议：“白天看不清楚，不如夜里派人过江，抓他个‘舌头’（俘虏）回来”。
这个建议最终被采纳。副师长杨朝礼命秦忠带领一支12人的侦察小分队，清一色配备驳壳枪，身背大刀，周身挂满了手榴弹。他们连夜出发，活捉了敌人一个连长和一个哨兵。
回到师部，杨朝礼抱着秦忠转了好几个圈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！没费一枪一弹，抓了两个俘虏，好！好！”
这次行动，使我军掌握了敌人的江防部署，为红军强渡嘉陵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千佛山上挂了彩
强渡嘉陵江胜利之后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主动放弃川陕根据地，全体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。
6月，红军在四川千佛山与胡宗南部队鏖战。千佛山上大雪纷飞，红军将士身着单衣，有的战士夜间睡着，就再也没有醒来。
战事进行到后期，我军处境愈加艰难，秦忠所在的交通队作为最后的预备队伍也上了一线。“在反冲锋时，我带领交通队与敌厮杀，突然，我感到下身一麻，就昏了过去。”秦忠说，当他醒来时，已躺在医院，一颗子弹打掉了他的左睾丸。由于战况紧急，医疗条件太差，耽误了治疗，这颗子弹至今未能取出。
93师是红四方面军中最后一支撤出北川的队伍，奉命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。任务完成后，部队在匆忙中脱离战场，甩开胡宗南中央军，向西南转移。秦忠伤重不能行走，师长陈友寿向担架队下命令：“一定要把秦忠队长接回来。”
就这样，秦忠躺在担架上，汇入了红四方面军长征队伍的洪流。在毛尔盖，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，主席亲切地叫他“红小鬼”，还跟他握了手。
三过草地终会师
根据中央决定，1935年8月，红一、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、右两支部队，准备踏过草地北上。秦忠随93师离开毛尔盖向西南方向进发。
草原壮美至极，亦残酷至极。这里没有走兽，没有飞鸟，只有死一般的寂静。迷雾茫茫中，战士们不知身在何处，更不知路在何方。脚踏着泥泞，一不小心就会深陷泥潭。秦忠眼睁睁看着两名战士陷了下去，战友们根本来不及救援，战友们焦急地哭喊着他俩的名字，却见步枪也一点一点没入泥中。
一过草地，仅仅是这场征途中挑战的开始。随后，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、翻越夹金山、喋血百丈关、再次翻越夹金山和党岭大雪山，终于在三过草地后进入甘肃南部，一路北上与中央红军在会宁会师。“在我的一生中，长征给我留下最难以忘却的记忆。”秦忠说，他忘不了血与火的战斗，雪山草地的苦难，冻死饿死的战友，“二过草地时，一位16岁的战士在牺牲前，强撑着把他兜里的最后一把青稞面喂进我嘴里。他是个孤儿，没有名字，大家都叫他‘扣娃子’，我在心里，这一生都把他当成亲兄弟！”(记者 杨康 特约记者 宋建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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