题记：我们这一代人，经历了两种社会（新旧），两种政治中心（以阶级斗争为纲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），两种经济体制（计划经济，市场经济），两个全过程（文化大革命，改革开放）。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几十年，怀着对党的忠诚，坚定不移地走过来了！我们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力量，作出过贡献；又在大风大浪的进程中改造着自己，升华了自己的人生。回首往事，还真是不容易。现在，困难时期过去了，我们退休了；幸福生活来到了，我们却已夕阳西下了。回到人生原点的我们，心静如水，无怨无悔。看到湖北省城乡山花烂漫，日新月异，特别是农村一年比一年强，农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，收入一年比一年攀高，2014年达到人平10849元，了不得啊！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得到实现，夫复何求。
湖北省连续五年开展"三万"活动，这是适应新时期为"三农"发展出实招，办实事，求实效的创新之举，是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举措。新的形势、新的要求、新的环境，必须面临新的困难，怎样才能闯过去，让党的惠农政策入户，让新时期的农民受实惠。我讲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下乡住队的真实生活，作为中国故事，原汁原味地献给"三万"工作队员。
（一）吃派饭
吃派饭，对时下的年轻人很陌生，也很不理解。对我们这一代人，却是刻骨铭心地记忆，难以忘怀的时代。
上个世纪的1972年元月，我从解放军农场分到大悟县革命委员会农业科工作。报到的那一天是腊月二十四，办完了手续事宜，三年没回家的我，带着新婚的妻子，急急忙忙地回家过年了。
正月初四，我到县里参加下乡工作队员集训。初八，就同队员们一起下乡了。我的妻子是武汉人，大学同班同学，同我一起分到大悟，第一次见到大山。我们结婚不到半个月，没安家就各奔东西。我打起背包，奔赴农村，走向田间。她拿起教鞭，走上讲台。我们虽然在一个县，由于交通不便，信息不通，相距却很远，很远。
正月初八，我们到了大悟县大新区三里公社第九大队。这个大队是县人民武装部的点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，军队管地方，县人武部政委陈显礼是县委第一书记。所以，武装部的点很有名气，很重要，很有影响。我们这个工作队，除了武装部的干部外，另外是从县里各个部门抽调来的七位同志，分别住四个生产队（现在称小组），工作队长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南下老干部谈广义。
在这个工作队里，用现在的话说我有三张名片：大学生、技术员、最年轻。我和谈队长住一个小队，塆名叫路家塝。这个生产小队有两个自然村落，37户人家。在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，放了两张木板床，一张四方形的小桌子，两把椅子。房间只有一个小窗户，不通风，光线也不好，这就是我们俩人的新"家"。
我们的住户有４口人，户主郭志常40多岁，是一位勤劳敦厚的种田老把式，女主人姓廖，刚40岁出头，是位能干顾家的女当家人。女儿嫁给了安陆一位大学生，这是他们家的荣耀，所以对我这位大学生有种天然的亲切感。还有一个儿子，正在读初中。这个家庭在农村算是家境好的，让我们住他家，是队委会认真研究、选择定下来的。全家对我们很热情，女主人忙里忙外地张罗着。我暗暗提醒自己一定要同这家人搞好关系。
正月初八这天，白天大队开会欢迎我们，介绍情况；晚上小队开会介绍情况。无非是人口、土地、产量、国家任务、阶级斗争等内容。夜已经很深了，我们才回到"新家"，躺在床上。谈队长一上床就睡着了，而且鼾声很大。我却怎么也睡不着，不自觉地想着往事，想着眼前的事……
我读小学四年级就离开了家，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；农村、县城、武汉、部队，读了17年的书，如今又回到农村小屋里了。今天是我上班工作的第一天，没有办公室，没有办公桌，不知道工作的内容，走的是田间小路，吃的是社员家派饭，睡的是农家小屋。大学毕业时，对未来的许多憧憬、理想都破灭了。初入社会的我，这一夜真长啊！我虽然出身农村，但实际上对农业、农民了解得并不深。怎么工作？今后的路该怎么走？我陷入了深深地思索之中！用现在的话说，我找不到兴奋点，找不着北。想起了老母亲在我临走时的话："要跟住户搞好关系，要舍得吃苦。"白天谈队长对我说，"小邓啦，这个大队的生产就靠你了！"搞好关系，要吃苦，抓好生产，这，大概就是我目前的任务，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了。
第一天的派饭是派到小队长家。小队长姓吴，40来岁，农活内行，工作积极，是一位好生产队长。内当家的姓戴，快人快语，泼辣能干，家里有4个孩子。这是我要打好交道的第二个家庭。因为刚过完春节，又是我们来的第一天，队长家招待的很丰盛，鱼、肉、蛋都有，而且做得很有味道，心里暗自庆幸，生活不像传说的那样苦，还不错嘛！
吴队长告诉我们，全村37户人家，没有地主、富农，只有一个单身汉，一个五保户，这两家不派饭，其余35家，挨门挨户派饭，一家吃一天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由于我肯吃苦，能干，同队长老吴、队长老婆老戴关系相处得都很好，轮到他家吃饭时，那就是改善生活了。就是没有轮到，他们有时还请我去改善改善。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，是极其困难的一个时期。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，大搞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，一大二公的体制，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结构，农村很落后，农民很贫穷，农业发展很困难。我在一家一户吃派饭中，观察着、体验着、思索着，35天，全队各家各户都吃到了，也就对全生产队的情况熟悉了。我的小本子上记着，谁家多少人口，家境状况，个性特长等基本情况，每个家庭男社员的名字我都叫得出来，为做好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社员很热情，欢迎工作队员到他家吃饭，都算好了日子，哪天到谁家，于是没油的去借油，没菜的准备菜，到街上去换豆腐，到河里去摸鱼，千方百计地准备准备。从吃派饭的角度看，有三类家庭：一是干部家庭（大队、小队干部，以及在外工作的干部），比较熟悉，放得开，能吃饱；二类是生活比较好一点的农户，也比较讲卫生，能踏实地吃饱肚子；三类是大多数，属于困难家庭。轮到这些家庭吃饭，就只能吃个大半饱了，一餐一碗米饭，一碗稀饭（四两），当时一天到晚都干农活，吃八两才够哇。不是农户不让吃，而是看到这些家庭缺粮、困难，不忍心多吃，不敢多吃。在这些家庭吃饭，男主人陪餐，女人、孩子都不上桌子，等我们吃完了，他们才吃。即使很困难的户，也要弄点豆腐、小鱼、鸡蛋等好菜，而且劝着说，豆腐是老婆到街上去换的，小鱼是自己摸的，鸡蛋是自己家鸡生的，"没花钱，你多吃点。"可是，不远处几双小眼珠眨都不眨的盯着桌上，口水顺着小手指头流出来，你还能吃得下去吗？就是这样的豆腐、小鱼，我吃完了，还端走留到晚餐再用，常常我还没出门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。有的邋遢家，亲眼看着他一个瓢又舀泔水喂猪，又舀清水入锅。怎么办？还得硬着头皮吃。有时候正吃饭时，小孩玩耍把鸡惊着了，一下飞到餐桌上拉泡屎，主人忙用黑不溜秋的抹布一擦，连说不好意思，我也硬着头皮说"没关系，没关系"，加速把饭吃完。
通常边吃饭边聊天，谈谈家庭情况，交流交流感情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问寒问暖。边吃饭边做工作，宣传政策，宣讲形势，讲讲生产呀，爱国呀一些道理。每天晚上吃完饭后，交一斤半粮票，4角5分钱，那怕中晚餐少吃一顿，或者晚餐有事走了，第二天还要把钱、粮票补上。社员收的很坦然，我们交的也很自然
挨家挨户到社员家吃派饭，实实在在的接地气，在农村过着农民生活，进入到中国社会最小的"细胞"之中，呼吸着农村气息，与社员同甘共苦，吸取着精神营养。
（二）抓生产
那个年代，国家的大政策是向农业"取之"，没有"予之"，所以，抓项目、搞社会建设连概念就没有。工作队的任务就是"抓革命、促生产"，把农业生产搞上去，完成好国家上交任务。三里公社九大队全是水田，旱地很少。人平有一亩多水田，水利灌溉条件较好，生产水平和社员的生活水平都属于上等，比山区、丘陵地区强多了，但国家任务较重。
种植模式是，"红花草籽（作肥料）-早稻-晚稻"。大悟县是湖北省的最北部，三里公社九大队又是大悟县的最北部，因受日照和气温的限制，是种双季稻的禁区。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备战备荒的政治任务，百姓吃不饱的现实，只能想出违背自然规律种田的辙，将单季稻（中稻）改成双季稻（早晚稻连作）。这一"敢与天公试比高"的壮举，使三里公社九大队成为全县的红旗。当时，大悟县其他地方已经种了好几年双季稻了。
我在大学学的是植物学、病理学、昆虫学、化学，双季稻不仅没有学过，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当时既没有思想认识，也没有胆量说此地不宜种双季稻。只能从技术层面想办法，维护好这一种植模式，采取更好的措施提高产量。在我来之前，九大队种双季稻虽然产量不高，但还是有收获。现在有了大学生技术员，如果产量不如过去，这个大队向全县不好交代，县人武部、县委也很被动，所以我的压力很大，很大。
我虚心向本地技术员学习，向老农学习，全面、细致地了解种植的季节、环节、品种等情况。通过详细了解，反复琢磨，也明白了抓什么，怎么抓，心中也有了底。我在笔记本上写下：着眼全年生产，抓住季节安排，把握环节要点，突出四个重点（肥、秧、水、管），做出措施安排。
抓底肥。粮食要增产就要施足底肥。我同吴队长、会计合计了两天，把全年的任务、生产、分配搞出规划来，并标题为《一年早知道》张榜上墙，让社员年初就知道生产规划、分配结果。大家看到规划后很高兴，知道今年增产多少，分得多少，比上年强。他们说"大学生办事就是不同"。通过宣传"早知道"，发动社员搞好生产先从积肥开始。于是，路家塝的家家户户行动起来，清理猪圈、牛栏、鸡屋、阴沟，将粪便送到田间堆沤发酵。这样做既集了肥，又清洁了村落。还备足了绿肥，即红花草籽。当时早稻田的越冬作物是红花草籽，每亩可产二三千斤鲜叶，四月中旬，翻耕在早稻田里做底肥。但什么时候沤草籽，却大有文章。沤早了，一泡水（草籽嫩了）；沤晚了，一把柴（草籽老了）。草籽是无限花序，我经过仔细观察琢磨，提出了三句话的标准，叫"一盘花结夹，二盘花盛开，三盘花含苞待放"时沤草籽, 就是肥效最好的时期。这一年，路家塝的早稻有机底肥比往年增加了很多。我的"一年早知道"在大队、全公社都引起了关注，而沤肥三句话也经过武装部长、县委书记的口，传遍全县。
育好秧。"秧好一半谷"。育好早稻秧是夺取早稻丰收的基础。当地早稻秧苗在"二叶"期经常出现过大面积烂秧，成为早稻生产的一大难题。我认真听取和分析了"烂秧"情况，得出结论是"生理失水"，主要是芽谷播种后，根系不发达，在二叶期间，根部吸水与叶面蒸发量大失调而产生"烂秧"。于是我采取了"以水调温，以氧发根"的办法，即芽谷播种后，薄膜覆盖，秧田沟里进水，厢面不进水，保持苗床通透性，促进根系发达。待秧苗长到两片叶时，晴天先深水，后揭膜。经过精心的秧田管理，我们一小队路家塝的早稻秧长得绿油油的，特别招人喜欢。而其他大队，其他小队的早稻秧再次出现程度不同的烂秧。于是，大队在路家塝开现场会，请邓技术员介绍经验。
精耕作。在当时，向国家交售更多的粮食是农业生产的第一要务。种双季稻的产量必须比单季稻高，否则"二四得八"还不如"一八得八"省工、省时、省投入，双季稻就种不下去了。怎样才能实现增产？一个关键就是要两季统筹考虑, 合理安排茬口：早稻要在"五一"之前插完，晚稻要在"八一"之前插完，前茬口要照顾后茬口，做到播期、插期、抽穗期三对口，保障晚稻在秋风之前安全齐穗。否则，晚稻遇上寒露风，就不能开花授粉，一季白辛苦。而早稻是全年生产第一季，早稻丰收对全年能否增产关系极大。因此，早稻要适时早播，适时早插。但是早了气温低，早插不能早发，这是早稻生产的难题。当时种早稻，就像大姑娘绣花一样精心尽力，田要整得水平如镜，再用做好的划行器，由种田能手画行，行划好后社员才下田插秧。行距五寸，棵距三寸，一亩田插4万篼，每篼插7棵秧，每亩要达到28万基本苗。这就是中国农民在大地上绣花。现在看起来可笑、机械、愚蠢，当时可"先进"啦！都争用这一"先进"技术呢。
勤灌溉。早稻在"五一"前插下后，气温低（大悟北部还要穿毛衣），不能早发多分蘖。当地的习惯是日夜都灌深水保温，这样白天不仅不能保温，而且降温，所以早稻迟发。我总结出了"水稻水稻，靠水养稻。管得好是水稻的命，管得不好是水稻的病"的原理，在管字上下功夫，在水上做文章。夜晚灌深水保温，白天排水，让太阳直射到田面上，既升温又透气，促进根系发达，这是"有氧长根"的原理。采取夜灌日排的管水办法，路家塝小队的早稻比其他小队明显早发，长势强多了，再加上早稻田里除了沤熟的红花草籽，还有土杂肥，底肥足秧苗胎里富，返青快、分蘖多，丰收有了基础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这一年，我所在的路家塝小队早稻获得大丰收，单产水平比其他小队高出许多。早稻的丰收，为晚稻生产打下了基础，晚稻生产更加主动顺手了。感谢老天爷，这一年风调雨顺，天助我也！全年粮食生产获得了历史性的大丰收。虽然其他小队也都增产了，但增产幅度小多了。九大队全年大增产，又超额完成了粮食上交任务，在全公社夺得了红旗。县、区、公社现场会在这里接连召开，三里公社九大队更是出了名。县里领导、区领导、公社的领导，到现场来看得满面春风，也都和我这个小技术员亲热亲热，当时能看到这么多大领导，我也很感动，很激动。我这个小技术员，通过县委书记、人武部长的口，不经意中得到了宣传。
（三）交公粮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粮食、棉花、油料、生猪都是国家紧俏物资，战略物资，由国家统购统销，不得自由上市，否则就是违令违规。
"四大物资"每年都作为政治任务分配到大队、小队，要求是必须先完成上交国家任务，社员才能分配。那个年代，大环境大政策是农村支援城市，农业支援工业。"三农"问题，只讲农业生产问题，农民、农村问题被忽略。抓生产的目的，说到底就是为了国家，所以完成公粮上交是硬指标，政治任务。
当时，社员分配办法是，完成粮食上交任务后，再算分配账。最高每人一年安排600斤口粮（即使有粮食也只能分600斤原粮），如果按600斤安排了，夏季只安排每人三十斤麦子尝新。完成国家任务后，要先留足集体的，如种子、预留储备粮和水利建设的补助粮等，将"三提五统"折算成粮食。到人到户的办法是，安排420斤的人头粮，其余按劳动工分分，工分多多分，工分少少分，没有劳动力的户工分少、分粮少，吃饭就困难了。这一年，路家塝小队早稻丰收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完成国家粮食任务，把晒干、扬净的黄澄澄的稻谷送交国家粮店，一季完成了全年任务，这是很光荣的事（当时政府提倡一季完成全年任务，如果晚稻减产，就吃返销粮，农民对此意见很大）。晚稻也丰收了，任务超额完成，该留的留足了，该分的按最高标准分到了户。实际上，完成国家任务和集体提留的粮食比社员分配的多得多。社员一年到头辛苦劳动，大头都做了贡献。
棉花全部统购，生产多少，都要卖给供销社，不得自由交易，不得自己轧花。
生猪任务是很伤农民感情的事情。一个小队分配的生猪任务，必须在十二月底前完成，没完成就不允许全小队杀猪，哪怕差一头猪也不行，直接把任务与全队农户绑在一起。生猪任务大概是每户两年要卖一头猪（200斤以下）给国家，按当时的价格也就得50元左右。农户自己杀猪要经过批准，还要先完税后杀猪，再请干部撮一顿。当年，对不完成任务的户罚款、批斗是家常便饭。看到女社员把一瓢水一瓢糠喂大的生猪交给国家时直落眼泪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为了完成生猪任务，我同队长、会计商量，给交猪的农户奖50斤稻谷，促进了上交任务的完成。
粮食、油料交给粮店，棉花交给供销社，生猪交给食品公司。这三家当时是热门单位。比如说食品公司杀猪、卖肉，猪骨头、猪下水就可以"走后门"或内销，一斤骨头一毛钱左右，油水可大了。供销社掌握日常生活用品，红糖、肥皂、煤油、火柴都要票。粮店碎米、糠麸都可以内销。在那种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日用品都凭票供应，即使有了票证还不一定能买到东西，可见这三个部门有多吃香。能够提前完成国家任务，是很光荣的事。很自然，全公社在这里召开现场会，推广经验，实际上就是"将军"。当时，这也是最拿手的行政工作方法。
国家任务完成了，年终结算，十个工分分值不到3角钱，这还是很"冒尖儿"的了。一个全劳力全年可以分到二、三百元钱，平均算，社员一年人均收入就120元左右，就这样在全公社还算是最高的。我记得有家姓黄的社员，家有四个劳动力，年终分了不到一千元的现金，全队羡慕不已。收入虽很低，而其他人更少，他们依然很满足，很高兴，感谢工作队。
农民对完成国家任务是很有责任感的，认为是天经地义，尽管有很多困难，尽管自己不够吃，也把粮食交给国家。路家塝生产队打着红旗，拉着板车，一路高歌，热热闹闹送公粮的情景，我至今难忘。正因为农民的这种情怀，后来搞大包干，他们也首先想到的是"交足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才是自己的"。
（四）农民苦
在中国社会里，农民是贡献最大的群体，是国家的脊梁。农民累。一个累字，拆开是田和系，这就叫做系在田上为累。在社会人群中，只有农民系在田上，农民很累。当年，全体社员全年时间全部空间都在田间。早上要出早工，上午上工，下午上工，有时晚间还要上工，几乎一天三上工。种双季稻，是农民付出体力最大的耕作制度。早春三月下旬，水田还有冰，就要整田育秧。四月下旬，上身穿棉袄，下面挽起裤脚下田栽秧。双抢时节，农民最累。盛夏的七月，抢割早稻抢插晚稻，40多度的高温，上晒下蒸，何止是挥汗如雨啊？！晚上还要加班扯秧，蚊叮蚂蝗咬，烂腿烂脚。秋季要收割晚稻，搞好秋播。冬季冰天雪地要上建设工地，一年四季，月月忙，天天劳作10个小时以上。只有和农民一样泡在泥里，才能真正体会到"汗滴禾下土"的滋味。
农民苦。那个年代最苦的是农民，农民苦在没钱花。农民一年到头在集体田里干活，就只有那点工分，没有时间搞副业，也不让农户搞副业。多数家庭只能养猪养鸡，在很少的自留地里种点仅够自食的蔬菜。靠养鸡卖鸡蛋换点钱，这是普遍家庭的做法，而一个鸡蛋只值2分钱。劳动力多的家庭，粮食多一点，就偷偷地卖点粮食。社员手里没有可以换钱的东西，可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，如孩子上学，点灯的煤油，食盐等日用品，过年让孩子穿件新衣服，等等都需要钱。有的困难家庭把国家供给每人的一丈五尺布票都拿出去卖了换钱，还有的走途无路，冒着风险搞点"违法"的倒买倒卖。我挨家挨户的吃派饭，对农民的苦感同身受，心里难受呵！在特困户家吃完晚饭后，就赶紧交一斤半粮票，6角钱（规定4角5分钱），平衡一下酸楚的心。
农民之所以这么困难，穷根就是一大二公的体制，穷源就是产品经济的桎梏。这种与农民一样的切肤之痛，使我后来悟出了"要想农民富，必须发展农业产业化，让农业生产变成商品生产，让农民成为商品生产者"的思路。
农民贡献大。社员一年到头辛勤劳动的成果，大多数都交给了国家。也可以说，社员是为国家而劳动。国家用农民的贡献，按每月30斤不等的粮食、半斤油、半斤肉的标准，定量供给城市人口，以此保证了国家的稳定，保障了工业的发展，调剂了重点地区、贫困地区的供给。实际就是农民的无私奉献，帮助国家走过了原始积累时期，保障国家在动乱年代得以运转生存。
除了粮食等农产品外，再就是劳动力的贡献。当时每个劳动力一年有44个义务工，这个义务工就是外出（出小队）搞水利和国家工程建设，非完成不可。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外出务工赚钱，那时的农村青壮劳动力也要外出，但不是为了自己挣钱，而是为国家搞建设。大悟县界牌水库是该县最大的水库，位于三里公社九大队，于1971年至1974年修建。我驻队期间，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壮劳力在界牌水库工地上，肩挑背拉（板车）筑大坝，劳动强度十分大，非常辛苦。我和社员们一起在工地挑过土，拉过板车，后来当过建设工程的指挥长，也没少劳动。湖北省所有水库、水利设施、湖网渠道基本都是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兴建起来的，都是农民用肩膀挑出来的。44个义务工，若按现在的价格120元/天计算，就是5280元，等于是一个壮劳力一年给社会贡献了5280元。现在还做得到吗？当然，现在也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了。
农民困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，一大二公的体制，全国靠粮票吃饭的现状，社员受到最大的政治不公就是没有自由，被困在土地上，困在小队里。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，比现在的村支书权力大得多，大队支部书记就是当地的"土皇帝"，主宰着社员的一切。社员符合条件当兵，进社办企业，要支部书记点头。社员外出，必须经过大队开介绍信，否则住不了旅社，甚至社员结婚都要支部书记批准，开介绍信才能领结婚证。工农兵上大学，支部书记说你行才行，即使是个初中生也可以上大学。没有粮票连县城都去不了。就连劳动的自由都没有，各种农活都有生产队长分派，分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，没有选择的自由。僵化的体制制约着农民，各种规定限制着农民，各种权力管束着农民，吃派饭的年代，是中国农民最难的年代。
农民苦、累、困、贡献大，但那时还很少有人骂娘。因为那时的基层党组织是有战斗力、有威信的。在政治挂帅，大动乱的年代，农民苦，干部也不容易。组织社员群众干了那么多建设工程，作了那么多的贡献，都是当年的干部群众一起饿着肚子建设的水利设施，才有了现在城镇化、工业化的基础保障。所以，现在反哺农业，为农民办实事，天经地义！这既是党的执政理念，也是还账，是回报大地，回报父母。
（五）农民情
农民是讲情份的，知恩图报，你给他做了一件好事，他一辈子都记恩。路家塝的社员群众对工作队，对我是深情爱护的。工作队队长谈广义，是县里正局级领导干部，经常在外开会，实际在生产队里时间并不多。他对我很信任，很支持，放手让我干。在工作队我是个普通队员，也没会开，整天整月整年，像钉子一样钉在路家塝。我就下决心同社员打成一片，融入到他们生活之中，做到比社员还社员。我记着老母亲的话，"要舍得吃苦"，用不怕苦不怕累，赢得路家塝人民的信赖和支持。
那时，我每天早起，挑起水桶，拿上洗漱用品，到流着山泉水的一条小河去洗冷水脸，然后挑一担清泉水倒入住户家的水缸。自我住队的第二天开始，住户家吃的水我就包了，一天一担。为了给住户家节约柴禾，我基本上都洗冷水澡冷水脸。住队时，我收了工就可以吃饭。因为工作队员在哪家吃饭，那家女社员可以提前回家做饭不扣工分。我吃完晚饭，才是社员们做晚饭或吃晚饭的时间。傍晚时分，晚霞余晖，炊烟袅袅，飞鸟归林，田野宁静。整个夏天，在这样良好生态环境中，我拿上毛巾和洗换衣服，到一里以外的小河去洗澡。躺在河床上，用黄沙做枕头，仰望星空，让泉水在身上流淌，洗去汗水，冲淡疲劳，思考着问题，这是我一天最舒服惬意的时候。劳动了一天，可真累呀！有这样的"待遇"简直就是享受。秋天水凉了，不能洗澡，我也要来这里坐一坐。洗完澡，洗好了衣服，就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了，我就要组织、参加打工分和评工分会议，或学习"革命"的会议，或同队长、会计商讨工作。工分是社员获取生活的凭证，看得很重。天天晚上要打工分，天天晚上会为工分发生争执。那个年代，社员白天累，晚上也闲不了。这样每天晚上十一二点睡觉是常事。早晨6点起床，挑完住户家的水之后，我就到队长家去敲门，喊队长起来敲钟、吹口哨，召集社员们上早工。白天同社员一起劳动，割谷、插秧、挑草头，除了犁田耙田外，什么农活我都干。在育早稻秧和管理早、晚稻生产期间，我就是一顶草帽，背把铁铣，打着赤脚，挽着裤脚，守在田间。七月下旬的一天插晚稻，因连累带饿，我昏倒在水田里，全身成了一个泥巴人。社员把我抬回来，像亲人一样照顾我，有的打一碗荷包蛋送来，有的炒点南瓜子送来，这种亲情深深嵌入了我的血脉。
当年我28岁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属于帅哥一族，也能幽默调侃一下，逗得年轻社员捧腹大笑。所以，一起劳动大家很和谐，我要是离开几天，社员们就会打听"小邓怎么还不来呀？"一段时间后，到社员家吃饭，他们都是真情真心招待，使我走上工作的第一天、第一年过得无比充实。那个年代，干部作风都很扎实、朴实，与社员同住同吃同劳动是常态。县里干部一年要劳动100天，公社干部200天，大队干部300天，干部一年到头都奔波在农村，抓生产，作贡献。
1972年，还是动乱岁月，文化大革命至高无上的政治挂帅，大批判席卷城乡，三里公社九大队是人民武装部的点，还要把"革命"搞得更有声有色一点。我出身农家，善良是本性，在大学里就看不惯打打杀杀，所以当了保皇派。工作了，更讨厌那种无休止的"革命"。这并不是我有多高的觉悟，认识到了什么，是一种本能的反感。再加上，谈广义队长交代我负责抓生产，我就拿着这个尚方宝剑专心生产，"革命"的事，我参加就不多。后来看到我把生产搞得好，也不叫我参加"革命"了。
我在三里公社九大队路家塝小队工作生活了整一年，走过了春夏秋冬，经历了生产的全过程，研究了24个季节的农事活动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收获很大，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年。农民宁肯自己饿肚子，不吃不用，也要尽力完成国家公粮生猪任务的爱国大义；农民在寒冬冰雪、酷暑盛夏兴修水利的奋斗精神；农民一年到头天天劳作上十几个小时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疲惫身影；农民为了招待工作队想方设法，借油炒菜的那份情谊；农民为无钱买盐买盒火柴着急犯难的艰辛，都镌刻在我脑海中，我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年底工作队放假，我回到了机关，准备过完春节再赴三里公社九大队。年后，县农业科科长找我谈话，叫我不去住队了，负责面上的技术工作和调查研究，给县委当参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县委书记李俊卿的意见。回机关工作后，我就陪同县委书记李俊卿、管农业的副书记王世津下乡搞调研，写报告，写讲话稿。我在两位书记的领导下工作了几年，他们不仅在工作上关心我，生活上也很照顾我。每年春节，李俊卿书记的夫人都把他家的物资供应票给点我爱人，王世津书记还请我到他家去撮一顿。他们坚强的党性，爱民的情怀，正派的品行，务实的作风，影响了我一生，我永远怀念他们。
后来，县委李俊卿书记亲自找我谈话："小邓，你到县农科所去当副所长，锻炼锻炼，那里有一批知识青年，需要有文化的人带一带。"当时我并不理解书记的深意。县农科所实际就是一个生产队，所长就是生产队长。那里有一批下放的知识青年，所里将知青当全劳动力，知青受不了，同所里关系搞得很僵。摸清情况后，我就把知识青年的全天劳动，改成半天劳动半天科研，实际是让他们读点书，休息休息。我还给他们讲技术课，要求他们多看书，同他们一起调侃，很快理顺了他们的情绪。恢复高考后，他们大多数都考取了大学。若干年后，他们当中学有成就的知青还到我家来看望"老所长"呢！
再后来，我当了县农业局副局长、宣化店公社党委书记，到一九八二年离开，前后十年，我都工作在农业第一线，战斗在最基层，农家、地头是办公室，田边、工地是会议室，亲历了农村改革的全过程。
往事悠悠，回味无穷。这十年的经历，成为我永远的乡愁。"心中为念农桑苦，耳里如闻饥冻声"，这种情怀伴随着我一生，随着走进老年，记忆还越来越清晰，甚至进入到晚上的梦乡，难以释怀，所以一口气写下了这篇文章。（作者：原湖北省委副书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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